实际上，小时候的林白并没有显露出在文学上的太多天赋。小时候林白能够找到的“精神食粮”少得可怜，家里只有两本算得上是文学书的书，一本是《阿诗玛》，一本是《红松》，后来还找到一本诗集。
而那时，她的志向是当一名科学家。
“从小我害怕这个世界。”林白说，这种状态也许与她从小失去父亲，没有安全感有关。“一个小孩独自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时刻准备面对那些从黑暗中冒出来的鬼。”她甚至害怕自己的亲人。
所以，从8岁起，她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那时没有心理医生，写日记相当于一种自我诊疗。”另外，还出于对时间的一种恐惧感。“8岁时，我就想到人是要死的，死后就进入了无限的空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定要留下什么。”直到现在，保留下来的日记还有四十多本。
1982年，林白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分到广西的省会南宁，成为图书馆“流水线”上的一员，负责给图书分类。这种平淡乏味的生活使她感到窒息，那一段时间，她特别想辞职，“想换一个半夜开洒水车的工作”。于是有一天，她突然背上背包，一个人从南宁到柳州、武汉、四川、贵阳，绕着西南走了一圈。
对于林白来说，这趟西南之行的意义在于“重建了内在自我。”回来后，她变得自信，甚至连书写的字体都变了，原来很绵软，后来变得很有力，她认为自己那段时间写的字是最好看的。
从1990年开始，林白“北漂”到北京，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和编辑，因为不喜欢与人交往，这个工作给她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她怕上班，怕开会，怕打电话，怕组稿，怕采访。所以，在这期间，虽然她的《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陆续问世，但1996年，她却意外地接到了下岗通知。这是她最焦虑的一年，没有工作了，却有一个女儿要养活，“我想我快没有饭吃了，我的女儿怎么办呢？如果我病了呢？而在我没病的时候就要不停地写作为稻粱谋，这样的东西能有好的吗？如果有一天写不出来了，我和女儿又会没饭吃了。”
这种被生存的“恐慌”笼罩着的日子过了好几年，林白保持着大约一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她是“非主流”作家，没有大红大紫的时候，但却一直顽强地开放在文坛的角落里。而焦虑一直如影随形，“就像把自己架在一堆火上。”2000年，她参加了一次作家走黄河的活动。从报名后开始，她就焦虑得坐立不安，嘴里不停地说，怎么办？怎么办？对于“高度怕人”的她来说，要跟人说话、谈话、喝酒、聊天都是很为难的事情，“又不是写小说，所有的语言、梦想、感觉、回忆，一点都不能派上用场。”然而，她还是坚持走下来了，一路上，她硬着头皮主动和遇到的人聊天，问人家有几口人，几亩地，每天吃什么等等。渐渐地，她觉得自己好像能够跟人沟通了，她听到了别人的声音。于是，从《枕黄记》和《妇女闲聊录》开始，她的作品里不再只有“自白”，她逐渐从自己的内心走了出来。
林白说自己是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内心压抑，没有现实感”，有时候，她强烈地不想见人，同桌吃饭如果有一个生人，她会觉得难受，有时甚至见到熟人也不行，心慌，焦虑。但写作缓解了这些情绪，“我没疯掉真是写作的功劳。”几个月前，在参加“上海大学文学周”时，她还恐惧提问“觉得形同‘拷问’。”但写完《致一九七五》后，她突然觉得不怕了。她说，文学是弱者巨大的依靠。“靠着文学就温暖了，靠着文学就有亮光了。文学使我慢慢地消除恐惧，使我不以自己的恐惧为耻。而我注视自己的恐惧，把它写出来，就成为了我这个人的文学。”
2004年，在李修文、邓一光、池莉等人的帮助下，林白成为武汉文学院的专业作家。有了生活来源，定居在京的她从此不必再“卖文为生”了，但林白对于写作仍有一种依赖。“很多时候，我写作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文学。”不写作她会觉得精神空虚。可能每个人生命热情的方向不一样吧。她说，文字能够给我安全感。
她至今遗憾的是，在北京还没有自己的独立书房，她曾经的梦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北京暴涨的房价，使“绝对买不起房子”的她已经断了这个念头。她现在的梦想变成了种菜。听说在北京的郊区可以找到供出租的小块土地，她无限神往地说，真希望能拥有一块地，种上菜，一个星期去几次。有朋友听说她的这个愿望后很奇怪，问她为什么是种菜而不是种花？她笑道，“种花太小资，太傻了。”她认为，那些过分精致、太讲究、太风雅、太细腻的东西，她都“无福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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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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