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最近非常繁忙。他刚刚推出酝酿五年的重量级论著《我的精神自传》，一本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接着他就忙不迭地接受各地媒体采访。当了一辈子教师的钱理群口才极好，分析问题清晰深刻、滔滔不绝。“但我很恐惧，不停地接受媒体采访，我害怕成为一种炒作。”钱理群不掩饰他对媒体报道的担忧，“这本书带有很强的个人性，也有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不止一次和青年读者们说过，我姑且说之，你们姑且听之。我希望年轻后辈们提出批评和讨论。”因为，钱理群害怕被当成一个真理的掌握者。
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是你的一本精神自传，而不是单纯生平故事的自传。如何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钱理群：这本书一个是对自己的回顾，另一个是关注二十世纪精神史，讨论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本书整体带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反思性，都是自我追问、自我假设，也充满了困惑。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今天年青一代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反省。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希望和年轻的读者，也和我们自己这一代人重新直面这些问题，探索这些问题。
这本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没有结论的，可能彼此还充满各种矛盾。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回顾了你年轻时候的事情，包括在贵州的18年。那段时期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钱理群：当然是美好的。但话说回来，历史回忆在一定程度上会淘汰一些不愉快的东西，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但实际上当时是非常艰难的，真实情况可能比今天回顾要更复杂一些，也不是一直都很乐观，充满了郁闷、苦恼和徨惑，但最后还是走出来。今天回顾，那段日子对我的生命是特别重要的。我可能明年还会出一本书，谈贵州的。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谈到了贵州对我的意义，我曾经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因为贵州是自然风景很好的地方，鼓励了我的赤子之心。第二，我和很多贵州“真人”接触过，养成了我堂吉诃德的气质。第三，“文革”时我在贵州底层的经历，培养了我对社会的关怀，底层的性情，民间的立场。另外，贵州的18年，某种程度上我沉潜下来，读了18年的书，这为我以后的学术发展奠立了根基，打了底气。所以我是非常感激贵州的，可能是贵州塑造了我。
南方都市报：在贵州你度过了十年“文革”，三次被打成“反革命”，两次逃亡，经历了血雨腥风。“文革”十年留下的可能是另一种影响吧？
钱理群：其实是留下一种恐怖感，这种恐怖感与我今天的很多立场、观点有直接关系。一种是对专政的恐怖，实际上与我今天反对意识形态的专政主义立场有直接关系。第二种是对无辜者死亡的恐惧，这也是我今天的立场，以任何名义、理由出现的对无辜者生命的剥夺，都是我所反对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反抗的意志被利用了，一种精神的迷惘，这是一种更内在的恐怖，精神被利用的恐怖。这也决定我今天的立场，绝对不能够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
我们那代人关心政治，也对政治有点厌恶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确立了两个目标，低层次的是当一个称职的老师，高层次的是回到北大当老师。但你考上北大研究生时还在“当学者”和“当战士”间彷徨，你觉得回到北大就丧失了“当战士”的可能吗？
钱理群：“当战士”是有具体所指的。因为“文革”的后期有些人是民间思想者，我自己就属于民间思想者。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开始，民间有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当时参加不参加这个运动，是不是投身到民间的政治型自治运动中去，我是犹豫的，也是我作为知识分子内心的内在矛盾。我们那代人的特点是关心政治，但同时对实际政治有点厌倦，有点害怕，也有点厌恶，这是非常复杂的，这可能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矛盾。
南方都市报：你并不回避讲这个弱点。
钱理群：这可以说是弱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当时是把政治看得更高，有一个理念是它是可以质疑的。我们当时对政治的理解是比较狭窄的，而且民间运动使其复杂了。知识分子缺乏行动能力，行动犹豫不决。
南方都市报：你考上北大之后，相对来说远离了政治，更接近学者的道路。
钱理群：但这也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觉得自己在乡野培养起来的野气，会被学院的东西给闷死、规范掉。这背后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包含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行动和思想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背后有一系列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钱理群：我找到一个方式，就是“精神界战士”这个概念，鲁迅也说过，精神界战士的特点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首先“立意在反抗”，真正的知识阶级永远地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因为他怀有更高的彼岸的理想，对此岸是永远不满足的。“指归在行动”，强调实践性，不仅坚守理想，而且身体力行。这是精神界战士两个特点的含义。精神界战士关心的是人的精神问题，他反抗的是精神奴役，从精神方面去改变精神奴役。精神界战士不同于一般的直接参加社会实践或政治实践的战士，他的实践、行动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样的选择与学者有内在的统一。因为学者也关注精神现象。但学者是学理的讨论，而精神界战士把学理的讨论转化为思想文化的启蒙活动。这在某种活动上是把学术普及化。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但同时也是互相矛盾的，用鲁迅的话说，一个学者要冷，也要热，一个学者忽冷忽热，也很有冲突。（笑）所以我在这里讨论我自己的感悟，一方面是坚持学术研究，同时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我出入于两者之间，用比较形象的说法是，我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这是中心和边缘、高层和底层、学院和民间、城市和农村、精英和草根的两极。这两者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但又相互冲突和制约。这种出入两者间的选择也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是丰富的痛苦，（笑）是有一定张力的。
南方都市报：出入于两者之间，有时候游刃有余，但有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跟现实矛盾的地方。
钱理群：不仅是这些外在的矛盾。比如我刚才说的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为思想启蒙是以学术研究为背景，但这也容易把学理简单化。其实我们骨子里是更迷恋学院的，喜欢一群朋友高谈阔论，生活在书本里，按本性来说是这样一个学院知识分子。一旦参加社会实践，你就成为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有很多很多你不愿遇到的事情，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有时会觉得自己空虚，因为讲得太多，就觉得讲空了。完全在学院里呆着，又觉得学院的空气会把自己窒息了。这是充满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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