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连青年都不相信了，那就绝望到底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年青一代的学者，有你这样经历的不多，学院派的氛围会越来越重。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是在革命时代培养出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在贵州那个地方，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本来和历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都是些历史之外的小人物。但“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些小人物卷进了历史潮流。如果没有“文革”，我一直在那里呆下去，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这使我们这一代跟历史形成一种血肉般的联系。对于我来说，我研究历史，实际上也在研究自己，有生命的累积，对我有生命和学术体系的意义。这种研究有很强烈的存在意识，有强烈的情感在里头。这种东西当然有它的优势，就是有比较丰富的生命内容，它的历史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了，在某一时期你是历史的参与者，你对历史的一些理解、感受，别人很难理解的，你更能把握。这样的研究会有一定的理性意义。但是与历史纠缠得过紧，可能遮蔽一些东西。所以各代人有各代人的问题。年青一代的优势可能在于他们比较客观、冷静，还可能会比较缺少历史感，缺少某种激情，因为历史是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就可能会有冷漠和隔膜。在我看来各有优长，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我觉得应该互相吸取，发挥自己的特点，同时对另一方有所吸取。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你是同代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吗？
钱理群：我的同代人不都是像我这样的。因为我始终卷入历史潮流中，是主动投入的，同时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就是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如此紧密，会导致历史对个人空间的挤压。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可能对这种问题比较敏感。而我的敏感点不在此，在于我的历史参与意识和外在历史条件压抑我参与，我想参与它不准我参与。像我的书，总是过于紧张，别人读起来会有一种压迫感。缺乏从容，这是我的毛病。
南方都市报：现在的学者离现场、离社会、离民众太远了吗？
钱理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这是具体条件造成的，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去生活一遍，他们是旁观者。但有一些内在精神是需要的，需要继承和发展。我觉得首先是对学术本身的承担，另一个是对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承担，这两者可能是现在的学者比较缺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自我的承担。这三种承担也包含了我们这一代的内在经验。承担的方式可以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你对年轻人非常关心，在全国各地讲课，给无数陌生的年轻人写信。你为什么一直对年轻人充满希望？
钱理群：有很多人批评我，说我有青年崇拜。我承认，我反问一句，你不相信青年相信谁？与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青年这一群体是“五四”启蒙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贺桂梅的分析，很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继承“五四”的传统的，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特点。相信青年，在某种程度上青年被象征化、符号化了。青年其实是代表一种人性，对青年的信任就是对人性的信任，是对希望的追求，或者说是一种反抗绝望的努力。如果我们连青年都不相信了，那我们就绝望到底了。我曾经说过，作为教育者，当一切都绝望了，唯一不绝望，或者说不敢绝望、不能绝望的是青年。下一代都绝望了，你还能有什么指望？你也知道青年是有问题的，但你还是要相信他们。
南方都市报：关于青年的问题，你也表达过很多的担忧，包括“调侃的一代”、“自由主义”、“快乐为上”。
钱理群：80后这一代有两亿零四百万，是不小的数字，而且他们已经被世界看成是中国的代表了，比如姚明、刘翔、韩寒。怎么看待这一代人和这一代人怎么看待自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大家对80后很不满意，我不是太认同，我的研究是，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人不满。我总结了几条。第一，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问题，不仅80后，我们也有问题。第二，每代人的问题都只能靠每代人自己来解决。第三，每代人最终都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就获得一种为更下一代所羡慕的一种价值。同时，每一代人都会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又被下一代继续解决。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对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剖析，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下一代来解决。每代都这样。这样我们就能更加客观地看待80后的一些问题了，我觉得不应该忽视他们的问题，但也不必夸大、不必紧张、杞人忧天，他们会承担起来的。我相信时间。
南方都市报：你那一代留下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其实我书里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还需要下一代继续来思考。我们那一代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曾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放弃了思考的权利。
南方都市报：你不会觉得80后刚好相反，太过于强调独立思考吗？
钱理群：对，这走到另一个极端。我前面讲的80后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八十年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九十年代也是当代青年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必须回到中间来。这本书是我们这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遗言，带有反思性、个人性，也带有有限性，留下我们这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让下一代重新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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