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役 未发一枪做了战俘

　　年轻的美军战俘，自发的战俘学习小组，抽象生动的烹饪初级班，饥饿催生的美食家，矿井中的政治启蒙，战后的零点社会，欲望丛生的墓雕学徒，修道院里不懈的画作练习，这些是格拉斯在战后的最初经历。

　　大约相隔了60年的距离，17岁的格拉斯在潮水一样后退的残兵败将中找部队，好不容易被分配到新建的部队里，在希特勒生日的那天，土豆汤里加了点肉，并没有特殊的优待。在刮饭盒边上的残羹冷炙的时候，耳边响起了苏军坦克打过来的第一批炮弹的爆炸声。

　　值得一说的是在和他一起受伤被俘的一等兵让他检查他两腿之间的伤口，这一举动使得他12年后在《铁皮鼓》保卫波兰邮局那一章里这样描写扬·布朗斯基，他用五指证实了那位慢慢死去的看房人科比埃拉没有丧失男性的能力。在《剥洋葱》中很多这样的互文，是一把钥匙，可以找到很多作品中的原型。

　　康德说过，启蒙是人类走出由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未成年状态。格拉斯强调即使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个人也必须对历史负责，集体罪责不能作为借口覆盖历史，不是希特勒蛊惑了所有德国人，而是“我们让自己被诱惑”，他认为，小市民不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追随者。在学徒期间，他树立了他的政治观。在煤矿井下学徒期间，他发现纳粹一派总是得逞，社民党被孤立。他开始反对理性主义和极端主义，他尤其反对的论调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让一代人奋斗很多年，而忽视个体的、现世的牺牲，认为这一切是无所谓的。他认为用公正的手段牟取现世的幸福是理所当然的。

　　《剥洋葱》辣了格拉斯的眼睛。作家肖复兴认为《剥洋葱》对于格拉斯本人的意义不亚于《铁皮鼓》，面对内心深处，书写不仅需要笔力更需要勇气。肖复兴表示，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尤其应该从这本书中看到作家对历史的警醒。崔卫平是为数不多看完整部作品的学者，她认为这的确是一部值得从头看到尾的作品，作家并没有把17岁参军的经历归结于集体的意愿，崔卫平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都与历史发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试着以此来检验我们和历史的关系。”

　　■ 剥开细节

　　为什么作品都以动物名字命名？

　　《剥洋葱》被视为格拉斯对自己毕生的一份答卷，他不忘告诉那些爱看八卦的读者为使下颚看起来不过分凸出而留起了小胡子。这本书也是他文学创作最终交出的一部作品，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很多他对以往作品做了索引或者解密，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解释了为什么作品的名字大多以动物命名？

　　从他的一部作品《风信鸡故事》里他画的栩栩如生的鸡开始，到《猫与鼠》，《狗年月》，《蜗牛日记》，《比目鱼》，《蟹行》，《母老鼠》，《蟾蜍》。他认为动物向来是童话的主人公，现实是有多种层次的，会说话的动物，想要唱破玻璃，可以隐身或者飞翔都是现实的种种层次。说到底，动物代表的是人的想象力，启蒙光明对人固然不可或缺，但是蝙蝠猫头鹰象征的黑暗也同样重要，他反对“人类中心制”，所以他频繁地以动物的名字命名。

　　《剥洋葱》是不是刷油漆？

　　英国的一篇书评指责格拉斯患上了选择性失忆症，认为“格拉斯从一开始就遮遮掩掩，‘党卫队’一词出现时，竟然不是主格，而是属格：‘一处党卫队的操场’，而‘我’出现的时候，也不是‘我’，而是‘那个挂着我名字的新兵’，这种习惯性的可怕的拐弯抹角贯穿了全书，称格拉斯的所谓忏悔令人失望，这不是在‘剥洋葱’，而是‘刷油漆’”。

　　《剥洋葱》中文版翻译之一魏教青认为格拉斯试图“以文学手段描绘记忆和回忆之间的对立”，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在这部自传体作品中，对立面的隐喻是“洋葱”和“琥珀”。

　　格拉斯2000年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诺贝尔奖得主聚会上说，“回忆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伪装”甚至可以像儿童捉迷藏一样躲起来，即使如同洋葱被一层层剥开，结果还是难以令人满意。既然“回忆”是一位“最不可靠的证人，她喜怒无常，经常偏头痛发作，此外还有一个随行就市、待价而沽的名声”。与洋葱不同，另一件东西却能使人洞察一切。这便是叙述者在波罗的海边捡到的琥珀。

　　在格拉斯笔下，琥珀和洋葱针锋相对：后者是回忆的隐喻，“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显然，格拉斯更相信洋葱，或者说，文学就是虚与实之间的一个选择，但谁也不知道它站在这之间的一个什么位置。”

　　受访者

　　叶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余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

　　肖复兴（作家）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潘璐（读者，北京大学研究生）

　　陆志宙（《剥洋葱》一书责编）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