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该书(作者:李怀宇)。

　　春天在上海的华东医院采访黄宗英，谈得愉快。“你有没有到北京我哥哥家里去过？”黄宗英说，“现在我哥哥总说:‘我妹妹15岁，我19岁，兄妹卖艺江湖。’我说:‘大哥，我16岁才出去演戏的。’他说:‘那不可能，你16岁我就不可能是19岁。’我说:‘大哥啊，我15岁你可能是19岁，我16岁你也可能是19岁。’他说:‘这个算术题我做不懂了。’我说:‘我反正是1941年演戏，我是1925年生的，这是不可更改的。’他说:‘你15岁我19岁，这是不可更改的。’于是现在两个版本，我自个儿写就16岁，他写我就写15岁。”

　　居然有这么逗的一对兄妹！临行时，黄宗英送我一本《卖艺人家》。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三人图文并茂，煞是好看。从此想见见这位败坏书香门第的江湖人物。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父亲是工程师，清末留日，为什么家里后来成了“卖艺人家”？

　　黄宗江(以下简称“黄”):这是败坏门风了(大笑)。我们家是三代翰林。我父亲是清末留日的，回来还有最后的一次科考，考洋翰林。我的姐姐嫁给林家，是洋状元之家。过去我以为洋状元、洋翰林是小说里的，后来知道是真事。

　　记:为什么你们兄妹几人后来都走上戏剧影视的道路？

　　黄:那是因为我带头，我喜欢演戏，黄宗英、黄宗洛就跟上来了，没有什么系统的教导。我在北京，父亲就带我看京戏。我小时候学京戏很有根底。当年曹禺的《雷雨》出来了，对我们这一代影响很大。我就在学校里演戏，当女演员。“文革”后，重庆举办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秦怡、白杨和我都去了。重庆有一个南开中学，请我去演讲，校长就介绍:“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那时候，开头没有男女合演，我们都演大戏，周恩来演得最多了，曹禺演大戏，我也演大戏。

　　记:你小时候在北京长大，后来怎么到南开中学去读书了？

　　黄: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大姐的公公就是那个洋状元给我们家寄钱。我母亲就带了我们到天津，我上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比南开大学有名——周恩来题词“我是爱南开的”，南开大学也用了，南开中学就说:“这个题词是我们的。”

　　记:黄裳、周汝昌都是你在南开中学的同学。

　　黄:我在南开中学时，黄裳跟周汝昌很好。我不跟他们一组。那时候我跟黄裳不熟，后来到上海才熟。现在我跟黄裳还是常有联系的。

　　记:当年你的老师有张中行先生。

　　黄:张中行没有教过黄裳和周汝昌，教过我。那时候张中行从北京大学刚毕业，就到南开中学去教书。他完全是北京大学的做派，不穿西服，穿中服、布鞋。一上来，拿了点名册他就不高兴:“我们北大根本不点名的。”杨沫讲，张中行受胡适影响。其实，张中行在文风上受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张中行对袁中郎、周作人是很佩服的。

　　他跟杨沫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张中行教书时，我当时已经自由命题了，张中行在班上就说我的文章好:“当代文学家不过如此。”(笑)我那时候十四五岁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一个顾随的纪念会，我和张中行又碰上了。他完全是中国的旧文人，他有一点好处，始终就没有说过杨沫一句坏话，就说:“她是革命的。”他当然跟杨沫道不同。

　　记:南开中学的老师还有巴金的哥哥李尧林。

　　黄: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自由的作风不下于北大，他上课也不屑于点名。我的老师给我的教诲不是哪一篇、哪一页、哪一行，而是潜移默化的。南开中学整个是很民主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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