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源于二十二年前樊江川的那次住院。

　　樊江川，1952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地方干部家庭，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下乡了，两年后，也就是1970年底，参军入伍。

　　樊江川和沈琪家大女儿叶楠属同年兵，但比叶楠大三岁。他服役的部队番号为省军区独立师，其前身是公安军，属内卫性质，文化大革命前夕，收编为解放军建制。他所在的是三团，一共十个连队，除了团直属的警通连外，三个步兵营共九个连队，分布在四十多个执勤点上，担负着全省境内所有铁路桥梁、隧道的警卫任务。部队不仅高度分散，而且大多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有些执勤点，因常年与世隔绝，当三年兵没有见到过团长的，大有人在。至于想见女人，那比想见团长的概率可能还要小。所以在基层流传一句极不恭敬的话：“当兵三年，母猪赛貂蝉。”虽然不恭，但也道出了一部分实情。

　　和那些偏远分散点上的战友相比，樊江川要幸运得多。新兵连训练一结束，他就被分到团部警通连电话班，守了两年的总机。虽然也还是连队，但毕竟是挨着团部机关，每天在团首长眼皮子底下工作，眼界可谓是宽广多了。团部在省里一个算得上中等城市的中心区，出门就是大马路，红男绿女，满眼皆是。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从新兵连直接分到警通连电话班，竟是因为喜欢打篮球。樊江川个子不高，一米七十还不到。为此，他常调侃自己：“平生一憾事，矮了十公分。”别看个头不高，可他天生身体灵活，手脚麻利，从上初中开始，就一直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

　　当时的团长姓刘，酷爱打篮球。因为文体活动归宣传部门管，而分兵又归军务部门管，所以刘团长在任的那几年，新兵一来，团司令部军务股和团政治处宣传股，要派人联合到新兵连挑选有打篮球特长的新兵，然后把他们分到团部当什么

　　公务员、打字员、放映员、理发员，等等。这些位置实在安插不进去了，就分到团部边上的警通连、卫生队，便于日后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训练，或随时拉出去和地方一些单位进行友谊比赛。

　　樊江川那年是军务股陈参谋和宣传股戴干事去挑的，因为他个子不高，开始两位领导没看上他。他毛遂自荐，主动提出要陪两位首长“玩玩”，一对一，五个球，三比二胜。结果是他先四比一胜了陈参谋。戴干事一米八五的个子，本就是团篮球队的

　　中锋，但樊江川在球场上，身体滑得像泥鳅，速度快，投篮又准，挡也挡不住，抓又抓不着，最后戴干事也以二比三败下阵来。这样他便成了他那一批新战友中第一个被打上了记号的兵。

　　两年后。樊江川又从警通连被调到了团政治处宣传股当报道员，虽直接原因与打篮球无关，但也不排除他当时已经是团篮球队的主力这个因素。起因是一天晚饭后，宣传股卢股长和管新闻的李干事散步散到了警通连，看到他在黑板报上写的稿子，才决定调他的。从连队调个兵到机关，别说宣传股长，就是政治处主任说了也不算。权力在司令部，具体承办是军务股。

　　卢股长知道军务股王股长在这样的问题上，肯定不好商量，所以私下先给刘团长报告了。刘团长当即表态：“我同意。这小子球打得不错，没想到还是个秀才。不过，老卢咱把话先说前头，今后小樊跟着我出去比赛，你可别借故工作什么的，推三阻四呀。”卢股长说：“哪能呢，您是团长，我就是再多长个胆也不敢违背您的指示呀。”刘团长笑了，说：“你们这些搞宣传的，就是会说话。就这么定了，参谋长和王股长那里的工作我去做。”

　　有刘团长这句话，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又过了两年。卢股长已经提升为政治处主任了。这天，团里和铁路分局进行篮球赛，以前也打过几次，胜少负多，可这次却以净胜两个球的优势赢了对方，而樊江川在这场比赛中，表现极为突出。在大家还没有离开球场时，卢主任凑到刘团长面前，说：“樊江川已经是四年的老兵了，再不提干年底就退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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