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近代以来为救亡图存而历经苦难、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对于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人们都充满了莫大的期待，以惯性的政治热情和力量又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来，中国大陆文化进入了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时期。

　　沿循着原来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指导方针，文艺工作成了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所见到的图书品种非常单一，但无可否认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读者的接受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他们需要革命英雄的故事和形象来鼓舞斗志，赋予社会整体上的意义。

　　继承遗产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时，精神与文化方面的建设就有一个接续和发展的问题。作家孙犁曾经在《接受遗产问题》一文中提到：“接受遗产不只是接受中国遗产，也要接受外国文学遗产”，“越是近代的则被接受的可能越大，对那些作品更应当注意”。

　　“中国遗产”以四大名著为代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由于吸收了较多西洋的东西，使得文学局限在少数青年的圈子里，这显然不符合新形势下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求。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读得惯又喜欢的仍然是那些旧小说。孙犁说到他在农村做土地改革的时候，“所见到的书中，以小说唱本最多，就是《红楼梦》这部比较‘高级’的文学读物，稍微大些的村庄就会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另一方面，作家面对新的创作要求，急需从那些中国的劳苦大众读得懂、亦读得惯的东西里吸取有益的养分，如优秀的语言成果、群众的创作道路、故事的编排等。还有，“革命家看见革命”，要以新的政治眼光从这些几百年前的好东西中看出进步与革命来也是完全可能的；《水浒传》在大闹书荒的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印178万册，即是证明。以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1～4）》（1953年12月）、《三国演义（上、下）》（1953年11月）、《水浒（70回本）》（1953年12月）、《西游记（上、中、下）》（1954年 6月），其印数分别达到284万册、646万册、267万册和379万册。《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属于典型的常销书类型。常销书并不意味着它在各个时期一味地走势平稳，而是时常有所变化起伏。在某个特定时期特别受到读者青睐的情况也有，其销量甚至会超过同时期一些走红的畅销书。《红楼梦》等我国古典小说名著除了上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折八扣书时期及“文化大革命”后都出现过畅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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