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20世纪50年代顺应“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哲学大众化”的号召，一些哲学普及性图书销行甚广。1950年6月，解放社出版艾思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新订本，成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普及唯物史观、推动思想改造的一本重要读物。其他如李淇的《<实践论>解释》（1953年）、《<矛盾论>浅说》（1956年），印数都达到200万册以上。还有一些修养类读物，如听樵等著的《论革命人生观》（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年5月， 160万册）；一些政策宣传类读物如《婚姻法图解通俗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51年11月，1000万册），《土地改革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0年7月，50万册），以及一些知识性或实用类读物如陈新谦编写的《新编药物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1年6月，105万册），王文彬的《性的知识》（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7月，915万册），都有相当惊人的印数。

　　1961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康生提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保卫延安》、《刘志丹》等作品受到批判。加上在此前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反“右”运动、反修防修、社会主义教育等，20世纪50年代初步繁荣的文学出版景象迅速地黯淡了下来。

　　当然，延续此前的出版惯性，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是出现了一些影响巨大的作品，如柳青的《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5月，114万册），罗广斌等的《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712万册）等，但是在品种上已经不能与前10年同日而语了。

　　《红岩》的广为流传是当时读者与作者感情强烈共鸣的结果。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么一部歌颂革命和革命者的小说也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红岩》被江青斥为“叛徒文学”，许多人因之受到牵连：作者之一罗广斌被迫害致死，小说的责任编辑被搞得妻离子散，还有人因此家破人亡……直到十年浩劫过后，《红岩》作者罗广斌和有关人员才得以平反昭雪。更为可悲的是，这并非《红岩》独有的遭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许多作品，如《保卫延安》、《红日》等小说都经历过相似的浮沉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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