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玉为他的长篇小说新作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花堡。而花堡也是小说叙事的展开地，由下花堡村村委会主任孙天鹄为主角的新时期农村改革故事，就在这三个村落之间的命运相牵、又竞争较量的复杂关系中，一波三折地被作者叙述出来。

　　花堡曾是四方乞丐聚散和栖身之地，好多人家上溯四代都有讨饭历史，花子堡由此得名。解放后应当地群众要求，有关部门将花子堡正式易名花堡，并一分为三，据其地理位置分称上花堡、中花堡和下花堡。这个阐释是全书的叙述基础，从这个基础上出发“花堡”的命名及其变迁映显出一个中国北方村庄的历史蕴含及其历史变迁，并颇具象征意味地成为这个“村庄”挥之不去的历史背景，因此它也成为小说主体内容的现实故事系统不可或缺的历史基础。

　　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历史的基础，乃是一个以“村庄”的整体性出现并作为历史思考单位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历史思维基础。这个名称一方面仍留有历史遗留的“叫花子”的魅影，另一方面又历史性地开拓了有关“鲜花盛开的村庄”的新的现实与理想的想象,它们都在双关的语境中陈述着“村庄”的过去与未来。

　　花堡虽然在解放后被一分为三，但下花堡的孙天鹄的崛起，重新燃起了一体化的希望之火。火种是个科技因素。杜教授的课题组研发的“双高大豆”品种科学地要求一定土地面积的规模试验与生产，同时，下花堡与上花堡之间的致富竞赛已面临新的局面，旧有的发展潜力似乎走到尽头，而新的转换发展局面尚需新的开掘。在这里，由地理和历史天然地连接在一起的三个村庄，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很自然地将走到一起，在那种体现了现代性人类生产生活联合的趋势中，呈现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不能不为之动心的可能性前景。那将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村庄”，一个“鲜花盛开的”统称“花堡”的村庄。这个“花堡”村庄将以现代科技的“双高大豆”种植为支撑，以土地和生态的联合为基础，以三个村庄的农民互助联合为主体，谋求更高意义上的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于是村庄成为一种社会学单位，成为我们思考社会与人的逻辑基础。20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组织起来”正是依赖这种以“村”或“村庄”为单位的社会体制，中国现代性在农村的展开也必然地是在“村庄”上的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村庄这种由土地的连接区域而形成的现代行政共同体，自然地可以形成一种经济共同体的趋势，事实上，中国很多成功的农村企业大都建立或活跃在“村庄”这一行政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统一协调的结合层面，体现了真正的中国特色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取向。“三连襟”的某种特定的宗亲关系在这片乡土上的争强好胜不过是其外表，而其实质则在于三个村庄之间的矛盾纠葛与竞争态势，因此小说的所有矛盾冲突、心理戏剧都依“村庄”关系、“村庄”逻辑、“村庄”情境而得以生成，所有的人、物、土地和情感都在村庄及其村庄关系的格局中分解或融合。也就是说，村庄已不仅是依自然人群聚落而形成的行政单位，在今天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它正在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事业。“村庄”规模大小适度，形成一定的社会竞争态势和优势,同时它的局限也很鲜明，在寻求更高起点的发展中，行政化的村庄又反过来成为村庄发展的障碍。小说行将结束时，三个村庄的联合失败，孙天鹄的辞职，另组农作物良种培育股份有限公司和农作物经纪人协会，则可以看作是这种村庄的事业，正在抛开行政化力量为主导的思路，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取了更加化有形为无形的新的经济联合方式，至于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堡”能否实现，在这种新的实现形式之下，我们理应给予深切的期待。

　　正是在这种“村庄”思维意义上，《花堡》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独特的问题层面，构成了一个有关“村庄”的社会主义讨论的良好案例，富有积极的思考价值和重要意义。

（作者：张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