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台北的人都该会被那些别致的街道名称所吸引,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从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名,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他在台湾除了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还煞费苦心地把原来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阳明山",而这里的公园便顺理成章成了阳明山公园。
同时蒋介石用大陆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国版图位置排列,恍如一张缩微的中国地图。比方说,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厦门街,那就是在东南方。倘若碰到一个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计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但是最宝贵的是,"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则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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